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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科幻小说是不是只能给孩子看？科幻小说的本质是：科普还是文学？于是，矛盾出现了，进而开始了争论。

    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，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，作家们则认为，科幻是文学，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，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。

    争议渐渐升级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“科普小议”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、尖锐的一块阵地。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“违反科学的幻想”，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。作家们没有后援，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。

    为了应对科文之争，郑文光曾提出“硬科幻”和“软科幻”之分。

    硬科幻的代表是凡尔纳，更多从哲学、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软科幻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。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，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。

    这个年代，买米买豆腐都需要“票”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，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，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“三大件”是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手表，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，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、平反、四人帮，进步一些的，谈论刚恢复的高考、夜校。

   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内居然还有一群人，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，星际航行，转基因，大爆炸，时间隧道，基因武器，宇宙空间站，黑洞，太空移民，智能机器人，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。

    这些新词对读者甚至编辑来说都是陌生又新奇，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。

    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，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。

    这个年代，有一部科幻小说叫《太平洋人》，内容是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，上面的猿人复活了。内容被人传播出来后，立刻有科学评论家指出，“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”，“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，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”，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“无论如何也讲不通”，“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”。

    还有一部小说，叫《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》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，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“伪科学”，会毒害青少年的。

    这些批评进而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，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，不合适写爱情、犯罪、社会反思。否则就是“低级趣味”，但这样一来科幻作家对科学、社会、人性的反思，如何表现？

    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，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，却在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。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、社会影响，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。

    这场应该止步于学术界的论战，在时任科协主席的钱老加入后发生变化。

    当时在科学界属于重量级人物的钱老赞同科普派，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。

    1980年，钱老批评：“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，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。”

    此后，钱老曾多次表示，科幻是个坏东西，因为科学是严谨的，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。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、敌对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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