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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《康熙大帝》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。当时他天天熬通宵。晚上10点开始写作，写到凌晨3点睡觉。早晨7点半，天蒙蒙亮，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，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，到单位上班。晚饭后睡两个小时，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。“一天三睡三起，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。”忙中偷闲写书，他也招来一些流言蜚语，说他不务正业，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。

    二月河感慨道：“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，而是在出版界、新闻媒体没有后台和熟人，没有门路。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，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。”

    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焦虑时光。

    “头发都掉光了。大片大片地掉。”二月河比划着说，当时他很迷茫，知道自己能写，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，他把握不准。

    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红学会会长冯老先生。

    当时，初涉文坛的二月河把研究红学作为敲门砖，给《红楼梦学刊》投了一篇稿件但却石沉大海，半年多都没见回信。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当时编委会之一的冯其庸写了一封信“讨说法”，并附上另一篇稿子。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，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，还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。二月河自此开启了写作的念头。

    1985年，冯其庸看完《康熙大帝》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：“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，这就是你的事业。”这让迷茫中的二月河备受鼓舞。

    “当时完全靠自己一个人，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说，‘策蹇步于利足之途，张空拳于战文之场’。”

    他感叹道：“要是没有冯老先生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，也不会有《康熙大帝》这篇小说了。”

    “冯老先生为文坛挖掘出了一位历史文学大作家，可谓居功至伟。”姜玉楼赞道。

    二月河红着脸道：“姜老师言重了，我算什么历史文学大作家啊。”

    “林老师，之后几卷你也完成了吧？”姜玉楼问道。

    二月河道：“《康熙大帝》最后一卷也写完了，最近正在改稿子。”

    “太好了，林老师，剩下的几卷我们《最文学》也收了！”姜玉楼当机立断道。

    二月河突然有些不适应。

    当初他投稿的时候可是千难万难，没有哪家编辑部看得上《康熙大帝》这样的通俗小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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